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
据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百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201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01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文件强调要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
从2004年提出“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技投入”；2005年“抓紧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2006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2007年“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2008年“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2009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2010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2011年“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到2012年将“农业科技创新”写入标题，并以半数以上篇幅重点阐述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中央已经连续9年将农业科技问题写入当年的1号文件。
农业部有关官员在解读2012年中央1号文件时说，与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突出表现为“三个不足”：一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不高，跟踪式、模仿式，甚至低水平重复式研究还比较多。我国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二是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不足。推广能力落后于生产和农民需要，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相对滞后，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三是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业科研缺乏领军人才，基层农技人员年龄老化问题突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对于2012年中央1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该官员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科技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但是，从当前和未来发展看，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已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开始逐渐减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业科技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由“一五”时期不足20%，提高到“十一五”末期的52%，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最重大、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农技推广成为其中关键一环。
种了50多年地的河北农民杜老汉，听到上大学的女儿告诉他2012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科技问题非常重视时还很迷惑，没有文化的他并不知道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正在琢磨的是电视里播的小麦新品种为啥长得那么好，产量也比自家高。他打断女儿的话问道：“那明年俺想种电视里那个大麦穗的品种，能解决不？”横在杜老汉和他日思夜想的“大麦穗”之间的那道坎儿，就是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农业新技术推广，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在我国农村这还是个很薄弱的环节。”农业部某副部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工作是一个短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左右。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大量农业科技成果不能应用于生产，只能停留在研究阶段和实验室成果阶段。
据2011年河北省有关部门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河北省每年有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其中，受农户欢迎并得到积极应用的所谓“热烈成果”约占科技成果总量的10%，加上一定配套服务才能接受的所谓“温型成果”约占总量的40%；另外，约40%的成果属于农户不感兴趣、不愿接受甚至拒绝接受的“冷型成果”。
杨翠明是河北省涉县某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他对记者说，“我们主要是对农业进行推广和服务。话虽简单，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却没有那么容易。就拿优良种子的推广来说，原来是县里交给乡里，乡里先交给村干部实验种些，那还得好说歹说，因为谁都不希望在自家地里搞实验。”农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技术的推广，但当农民认识到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后，反倒让杨翠明觉得无奈了。据他介绍，当地农民经常为一些农业上的问题找他，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管理，如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他靠着经验还能够进行指导，但面对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他也无能为力。”主要是二十多年来，我的农技知识始终没有更新,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杨翠明表示，农技员普遍知识陈旧，不能及时掌握新的技术，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农村土壤、环境的变化，一些新的病虫害防治问题让杨翠明也束手无策。令杨翠明更尴尬的是，直到去年，技术站也没有增加相关技术设备对土壤情况、作物病虫害等进行检测。杨翠明的农技推广站只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全镇19个村、8000多户、3万亩耕地的技术服务。由于涉县地处山区，乡镇区域跨度大，农技服务范围相比平原地区更广，这些年来，杨翠明一直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扩大。“1990年技术站刚发展的时候有一批人，1996年又从大专院校分配来一批人，可1997年以后就没有新面孔了。”杨翠明感叹道，“一直是这几个快成老头的人负责工作。”让杨翠明感到力不从心的是，“镇里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多，养老、信访、包村、救济、粮食直补等工作都要参与，根本没有太多时间来做本职工作。”据悉，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断奶、断粮”和“下放”等政策后，全国44%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和43%的乡镇农业推广机构被削弱和停拨事业经费，近1/3的技术人员离开岗位，导致农技推广体系受到破坏，尤其是造成了乡、村两级农业推广人员严重缺乏，即便是在岗的农技推广人员，往往也得花去70%左右的时间去做政府指派的“中心工作”，或者身兼一些“经营性任务”。在采访中，很多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站都表示“不太熟悉”“不清楚”“没主动找过”，即使有找过的也常常无功而返。
广东省翁源县菜镇农技站站长陈云贤已经在乡镇从事农技推广20多年了，在他看来，没有农技站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再好的农业科技也难以到达农民的手中。他认为，镇一级农技站是一座上联专家、下联农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农民科技需求有效对接的桥梁，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但是没有自有办公用房、没有试验示范基地、也没必要交通工具的“三无”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作为一个从事基层推广20多年的人，我只能靠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来维持工作。”陈云贤说，“该镇是翁源县的县城所在地，也是一个农业大镇，但我们站4个人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借别人的办公桌。”作为镇农技站的站长，他的工资有2000元左右，但是却基本没有工作经费，也没有配置必要的交通工具。“到田间地头都要开自己的摩托车，油费还要自己掏腰包，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情，我早就不干了。”
“以前我们把杂交稻送到农民手中，农民也不要。”陈云贤说，很多农民你给他们讲农业科技，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去尝试新的技术。必须有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深入乡村，和农民交朋友，让农民信任你，再通过示范带动，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现在镇上98%的粮农都种植了杂交水稻，大部分农户都使用甘蔗地膜、水稻抛秧技术，这都是我们农技站工作人员深入基层的结果。“但是全镇有农业人口6万多，农机推广者只有4个，要把新技术都普及到农民手中，根本就是不可能，只能做一点算一点。”说到这里，陈云贤有点无奈。他已经53岁了，但是却是该镇农技站最年轻的工作人员。
翁源县农业局张局长告诉记者，翁源是广东的农业大县，事实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翁源已经发展成全省重要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生产基地，翁源还建有粤北最大的蔬菜批改市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却出现萎缩。1997年以后，全县的农技推广体系一直没有进过新人，部分地区中专及以下学历农技人员超过了40%。县、镇两级农技站一年的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这点经费分配到农技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张局长强调说，不能片面强调市场化，只有政府转变观念，才能推动解决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瓶颈。
近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官员在解读2012年中央1号文件时，强调了文件中“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提法是一大亮点。即在岗农技推广人员工资收入要与基层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水平相衔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它抓住了基层科技人员多年期盼的关键问题，这对于长期工作在基层、奋战在一线、为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做出贡献的70万农业科技人员，无疑是相当大的鼓励。
菜农韩进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想赚点钱供孩子上学。他听村里人说养羊赚钱，就借了1万块钱买了一些羊，盖了棚子买了饲料，不料这些羊染上了瘟疫，1万元打了水漂；2010年冬天因为天气寒冷，城里菜价纷纷上扬，韩进听说种菜能赚钱，于是家里6亩多地全部种上了卷心菜，但当卷心菜上市，正赶上蔬菜价格下跌，卷心菜8分钱1斤，韩进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不堪生活重压的他陷入了绝望。
从“蒜你狠”、“豆你玩”到“菜贱伤农”，一个个“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事实告诉我们，尽管如今在农村，农民有了电视、电脑、手机，但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化设施和产品却并没有给农民的生产带来切实的便利。农民并没有及时掌握所需要的第一手市场信息，比如蔬菜的生产状况、未来价格的趋势预测、生产风险预警等。菜价涨了，农民没得到什么好处；菜价跌了，农民只能望洋兴叹。很显然，供求信息脱节，农民不知道该从何处获得与生产有关的市场行情来指导自己的劳作，“菜贱伤农”事件的不断发生，进一步折射出中国农村信息化技术的“软肋”。
有学者指出，同样的蔬菜，在农村那么贱，到城里却那么贵，显然是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公路运输、批改市场、卖菜商贩——三类经营者血管里没有流淌“道德血液”，赚得太狠。有关方面统计，中国的流通成本占到了商品价格的50%-70%，流通环节的改革势在必行。也有专业人士认为，农产品种植有着先天缺陷，主要是都有一定的生产周期，到底种多少，如何才能赚钱，农民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或凭个人感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多了价低，价低少产，少产价高，价高多产”的恶性循环，几乎是农民长期难以摆脱的魔咒，这是造成“菜贱伤农”的根本原因。
与“韩进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禹城市的农民。这里的农民在进行种植作业时不但能享受全国一流的专家全程指导，而且足不出户就能把握市场信息的瞬间波动，凭借信息技术真正实现了“智慧农业”。
作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信息化试点项目以及“四节一网两增”（节能、节水、节肥、节药；农业信息服务网；增产、增收）现代农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起，中科院、禹城市政府、中国移动山东分公司三方合作，建设了覆盖各涉农部门，上联部、省、市，下联县、乡、村各级信息服务店以及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基层农户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通过整合农业种植、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流通等权威信息资源，以无线农业信息机、嵌入式致富宝农业信息手机、电脑等为载体，依托强大的中国移动网络，第一时间将信息送达基层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2010年到中科院禹城试验站考察时指出，“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唯独山东禹城是扎根在农户，扎根在农村，解决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根本问题。”经营麦子和玉米生意的禹城市毛庄村村民周锦章喜欢用致富宝移动农信手机查询各地粮食价格信息，由于这种手机收录了农业新闻资讯、供求商情、市场行情、农业百科和用户信息等5大类26个项目的信息，周锦章坐在家里就能了解全国各地的市场行情。“以前都是在家附近卖粮食，收购点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了农信手机，能随时了解市场行情，一年算下来多收入好几万块钱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结构转变，就是农民的非农化，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强技能的农民大都流向城市，留在农村的以老弱妇幼居多。
2011年，根据央视《新闻1+1》专栏节目调查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达4700万，留守儿童5000多万，留守老人4000万，农村留守人员总数逾1.3亿。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文盲占6.8%；小学文化程度占32.7%；初中文化程度占49.5%；高中文化程度占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
湖北省公安县梦溪镇的张家玉老人这几天刚刚把3亩中稻收上来，“稻子是请机耕手收的，每亩地120元，请机耕手的钱是女儿给的。”张家玉快70岁了，显然已经没有力气自己下地干活，他的两个女儿嫁到城里，儿子带着老婆孩子进城打工，老伴跟着去照料孙子，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家玉独自在家打理几亩承包地，因为“机耕地越来越方便了，一个人也能对付”。在河南许昌天和现代农业园区，一边是绿油油正待采摘的菜苗，一边是平展展的刚刚整作出来的菜地，几十个妇女正在低头抢栽菜苗，负责人说，园区需要大量的蔬菜种植工人，但本地仅能招到很少一部分，因为熟练的蔬菜工越来越难找了，只能从省外大量招聘妇女。
在我国农村地区，这样的情景越来越普遍。从西南的广西、四川，到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再到北方的河北、辽宁、吉林等地，一面是现代农业耕作技术和手段逐步推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作强度；一面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以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留守人员”成为务农主力。农村劳动力的减少由来已久。上世纪80-90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离开土地，沿海外资企业以及随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力。据当时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乡镇企业每年吸纳约1.5亿农民工。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户籍人口限制条件进一步放松，外出务工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在外出务工、户籍转移等渠道不断拓宽的同时，升学、创业等也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渠道。湖北省天门市是“高考大县”，每年有超过万名孩子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当地教育局领导认为：“这些孩子再回农村几乎不可能”。
地处山西省梁山区的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主产玉米、高粱等。全县57万人口中农业人口达到50多万，农村劳动力30.1万。据调查，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9.15%，小学文化程度占44.49%，初中文化程度占34.99%，高中以上占11.37%。由于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低，许多农民对农业技术特别是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弱。“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了，留下种地的群众被称为‘38-61-99’，即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这些人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农业技术推广起来自然就有难度。”河北省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尚主任道出了农技推广难的一大症结。他的说法也得到了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许主任的认可：“在各个行业中，农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应该说是最低的。”
地处青海省海东地区的民和县多年来一直处于“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困境，3年前该县大胆尝试全膜双垄播种技术，从此为农民创出一条脱贫增收的新路。民和县是典型的浅山地区，全县耕地面积64万亩，干旱山区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0%，如果遇到大旱年景，农民甚至颗粒无收。从2008年起，青海省农牧厅开始在民和县试种了4650亩全膜技术农作物，主要种植玉米和马铃薯。这项技术的核心就是通过给庄稼覆盖全膜达到集雨锁水的效果。为此，国家对每亩耕地补贴150元，青海省每年拿出70万元财政拨款用于购置农用设备，并组织专业农艺技术指导队伍为农民服务。万事开头难，专门负责技术指导的农艺师王国兰回忆道：“刚开始推广这项技术时，农民根本不相信，他们怀疑，几片塑料膜怎么能让庄稼增产？我们技术指导员就挨家挨户去做工作，还向农民承诺，如果达不到800斤的产量，就给他们赔偿损失，大家这才慢慢接受。”结果，示范播种大获成功，当年玉米亩产1300斤，比小麦种植亩均增收660元；全膜马铃薯与传统种植相比，亩增收290元，人均增收500元。全膜技术农作物的试种成功，彻底打破了民和县旱地农业发展的瓶颈，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
2012年中央1号文件还明确提出要“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首先要不断健全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一方面要提升公益性农机推广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技社会化服务，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招投标等方式，引导和扶持科研机构、教学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种植大户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农技推广服务，加快形成‘一主多元’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网络”。
根据给定材料内容，扼要解释什么是农技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20）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深入、条理清晰、300-500字。
2012年山东省公考《申论》真题（乡镇级）
1.明确题型：此题目为解释型与要素型综合分析题目的混合题型，题干中明确要求“解释农技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及分析形成主要原因。”故答案分两个步骤作答，先解释语句，再分析单一要素原因。答案提取遵照“材料至上”原则，尊重材料原文原句。
2.注重细节：（1）梳理材料：由于此题目没有对材料范围有明确的限制，故再找寻答案时通篇梳理确定。结合材料可知，通篇内容与农业技术相关，由“最后一公里”比喻性说法明晰是落实转化困难，所以主要找寻在农民转化利用上，材料4、5两则表述内容较多，其它材料也有少许涉猎。（2）整理要素：题目字数较多，300-500字之间，有较大文字发挥范围，采用“宁多勿少”原则；要求中体现“条理清晰”需要分条书写，同类合并。故答案在原因分析中确认为“人才缺失、认识不足、环境恶化、保障不全、发展滞后”五个方面。
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手机从只能进行语音通话、收发短信发展到能够提供网页浏览、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功能，甚至把宽带互联网搬到手机上，将手机变成一个接入网络的终端，其通话功能仅仅是附带功能。对上述材料体现的哲学道理说法错误的是( )。
王某为某县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当选为H县人大代表，王某当选的正确余径是（）
（二）
村民王某和施某两家相邻。2012年3月，施某在两家之间都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空地上砌了一堵墙。谁知，这堵墙竟成了两家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围绕砌墙的合法性，砌墙后王家的采光、通风、排水等问题，两家互不相让。5月4日，王某、施某又起纷争，施某先动手打了王某，继而双方互殴，王某右踝骨折，施某左上臂挫伤。后经鉴定，王某被打成轻伤。王某要求施某赔偿其因轻伤所受损失，并要求公安机关对施某处以治安处罚。
王某与施某的斗殴行为在侵权形态上属于（）
会签是指
“阳关大道”原是指通往( )的道路。
“手表定律”是指当我们同时拥有两只时间不一样的手表时，反而不知道准确的时间，这对做好团队工作的启示是（）
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某区政府下列行为不符合转变政府职能要求的是（）
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当公务员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向检察机关或者审判机关提出控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