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材料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代替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摘自《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第21卷)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检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摘自《再论问题和主义》(《李大钊选集》)
材料三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摘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
(2)根据材料三，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1)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揭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传播，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从客观上说，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先进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有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化土壤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十月革命是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和促进环节之一，但不可夸大其地位与作用，不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唯一决定性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