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三支一扶人员招聘《申论》押题密卷3

给定资料1：

　　在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2016年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从这两份重要文件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将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将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云南、陕西、贵州等省调研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协调发展问题，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

　　家住福州的李晓婕，好友在赣州打工。过去坐火车得花十多个小时，非常辛苦。如今，随着赣瑞龙铁路的开通，赣州到福州时间缩短一半多，又快又便捷。这条铁路结束了赣南闽西革命老区无动车的历史，不仅方便沿线百姓出行，还催生出“动车+旅游”的红色旅游热，助力老区驶入发展“陕车道”。

　　如今，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发挥出“1+1>2”的功效，三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拓宽了经济发展新空间。

给定资料2：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然而，“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一句话概括“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一带一路”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近两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格外关注。B大学L教授说，“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L表示，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建立“一带一路”智慧园区，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中国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资源，优化配置组合，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G智库学术委员Z认为，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

　　Z还说，2015年新疆亚欧博览会，他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

　　D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M教授说，“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古连通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发展“一带一路”也会有不小的弊端。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内蒙古对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而是单向的输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M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他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给定资料3：

　　以张家口为背景地的农村电影《光棍儿》，导演是张家口出来的郝杰，这个原生态电影展示了当地农村的真实景况，能够吃上饭但娶不起媳妇，种西瓜卖不了太好的价钱，农业发展模式与文化生活相对落后、贫瘠。很难想象，此地离北京只有200公里。

　　在中国东部沿海，有两个市场内生的庞大城市群坐落于珠三角和长三角，但京津冀城市群一直停留在相对孤立的状态，在硕大无朋的北京之后是尴尬的直辖市天津，以及参差不齐的传统制造业城市与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经济学上的“虹吸效应”是指在区域经济的某一地区，由于特定的区位优势，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会将相邻地区的人才、投资和消费等吸引过去，造成被吸引地区经济发展的缓慢，同时加速吸引地区的经济发展。

　　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存在已久，且“虹吸效应”太强。北京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总部经济效应明显，到2013年年底，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企业的总部，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数量将近4000家，拥有资产近83万亿元，吸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300万，总部经济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北京的磁力作用，导致资源向核心区域聚集，对津特别是河北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北京如同巨大的吸管仍在鲸吞各类资源，这就导致人财物源源不断涌入北京。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缓慢，核心问题是行政壁垒的束缚，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生产要素长期集中，导致京津冀内部市场要素发育缓慢，行政体制僵化，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导致京津冀资源配置极不均衡，人才、资源、资金长期聚集在北京手中，而河北的产业还在依靠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扩张，资源浪费严重，环境牺牲较大。据统计，2014年河北省第二产业的比重达到了51.1%，工业大而不强的矛盾十分突出。

　　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极为突出，比如，在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的高考一本录取率是24.33%和24.52%.河北只有9.03%。再比如，医疗资源方面，河北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是河北的三级医院数比北京还少7家，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河北患者最多，占四分之一。此外，三地的社会保障标准也不一样，河北的保障水平要比北京和天津低不少。尤为突出的是，目前河北仍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39个，大部分属于革命老区，其中环首都贫困县9个。如果把这样的数据差异放到国际坐标系上考察，这种区域发展差距如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我国.面对一个地缘相接的区域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发展差距现实，实在不得不令人反思。

　　由于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过度聚集，北京、天津的大城市病日益凸显，人口增长较快，到2014年年底，北京的固定人口为2114.8万人，流动人口800万，人口密度达到1.6637万人/k㎡，远远超过了北京人口容量1800万人的红线，人口增长较快且无序导致了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治安形势严峻、房价过高、水资源和能源短缺、雾霾持续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化解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刻不容缓。

　　虹吸效应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省经济的健康发展，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为39991元，为北京的40%，天津的37%；2015年2月，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相对较差的十个城市中，河北占了六个，造成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是河北省产业与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以2014年北京、河北的三次产业比重为例，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为0.7:21.4:77.9，河北省为11.7:51.1:37.2，北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而河北省的主导产业依然为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偏重，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钢铁、电力、医药化工、水泥、建材等行业依然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为改变这一现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于2015年4月30日获批。按照现有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实际上，京津冀城市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北京辐射了整个北方经济区，北京是否市场化直接决定环渤海、东北、西北能否市场化。接通公共服务，使京津冀资源要素流转，形成市场化的城市群，成为中国的增长极，将是中国经济之幸。

给定资料4：

　　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形成了经济社会大系统。在中国众多区域发展规划中，长江经济带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一方面，长江流域近些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母亲河也不堪重负，疲态尽显，有些区域已经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一旦在中国举足轻重的长江流域出现不可逆转的生态问题，将酿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痛。

　　更严峻的一点在于，很多人对长江流域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多数人眼中，京津冀地区由于常年饱受雾霾困扰，生态保护迫在眉睫，而流动不息的长江似乎没那么糟。可事实上，近些年，长江生态系统警钟已不时敲响：长江水质不断恶化，沿线水污染事件多发，很多住在长江边的民众也面临吃水难题；白鳍豚、白鲟多年不见踪迹，长江江豚仅余千头，稀有物种生存境况纷纷告急……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面推进之年，也迎来了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2016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重庆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呼之欲出之际，习近平此番讲话被认为是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全域发展战略的重新谋划。

　　地处长江之“腰”的湖北，一直被看作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的重要区域，湖北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也一直备受关注。

　　重庆座谈会结束后的1月8日，时任省委书记李鸿忠即赶回湖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李鸿忠在常委会上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按照“建设生态长江、涵养文化长江、繁荣经济长江”的思路，深入统筹谋划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三个长江”是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湖北省委把“三个长江”中“建设生态长江”提到首位，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早在2014年湖北省“两会”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参加恩施、黄冈、咸宁、襄阳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全省经济工作要坚持“市场决定取舍、绿色决定生死、民生决定目的”，这一表述被概括为湖北发展的“三维纲要”。

一年之后，同样是湖北省“两会”，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将“三维纲要”提法顺序进行了调整，将“绿色决定生死”提到了首位。

　　“绿色超越市场置于首位，表明了湖北省关于绿色发展的思路调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城市处处长陈宏斌说。

　　“武汉，每天不一样。”如今在武汉街头，随处可见这样一句宣传语。这不仅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见证，更是湖北省对快速发展的兴奋与迫切。

　　“坚持生态优先，并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湖北省发改委一位处级官员称。

　　事实上，发展不够是湖北最大的实际，对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湖北表现出更加迫切的心情。2015年6月，湖北省政府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出台。其中在提出的诸多任务里，黄金水道开发利用和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带方面“可做的文章最多”。

　　长江航务局规划处处长谈怀秋说，航运在当前五种主要运输方式中是最绿色环保的。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要建设立体交通走廊，“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对于湖北而言，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抓紧开展长江中游“645”深水航道整治工程，力争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尽早开工建设。

　　实际上，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本来就是一种绿色开发。秦尊文认为，改善通行条件最终目的是提升水运能力，因此，湖北需要整合港口、航运企业资源，才能从长江黄金水道开发利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不搞大开发”也迫使湖北的产业转型升级“提速”，陈宏斌说，湖北省已出台《湖北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纲要》《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为此，由省财政出资40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设立2000亿元左右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产业基金已挂牌，预计最终可撬动1万亿元左右的产业投资规模。”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东西部，沿江共有11个省市，加上历史上长江沿岸各地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东中西部的差异巨大。这注定各省在基础设施投入，沿江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消除污染，调整产业结构，聚集高端人才等方面，都面临着合作的难题。

　　陈宏斌说，为了突破区域协作发展的困局，2012年2月10日，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省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希望借此推动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中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3月26日，国务院发函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三角”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目前，以长沙、南昌、武汉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城市已在医疗、社保、教育、科技、水生态保护等方面有所探索，包括三地之间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结合三省优势和产业发展实际，建立招商信息共享合作机制，鼓励企业相互投资和错位互补发展等。

　　相对于共享，生态修复治理上的跨区域协作更加迫切。在秦尊文看来，目前，正在建设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都是在“共饮长江水”的维系之下。要维护长江的生态安全，三省应建立高效、统一、严格一致的生态文明体系，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建立上游和下游、农村和城市、生态受益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

给定资料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势，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卓越的战略远见，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澎湃动能，同时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机遇”和“中国方案”，提振了世界信心，彰显了大国担当。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体现着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容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筹兼顾”“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到改革开放后陆续提出的“两手抓”战略方针，再到“处理好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重大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不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念逐步升华，更昭示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只有弥补短板和薄弱环节，才能从中拓宽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后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说。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请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协调理念与发展平衡”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不拘泥于“给定资料”，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见解深刻，主题突出，观点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语言流畅，书写工整。总字数1000—1200字。

给定资料1：

　　2016年6月30日凌晨，S市一处民宅遭开发商雇人强拆，正在睡觉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被拖出暴打，致3人多处受伤。遭强拆的房主儿子白先生说：“嫂子当时只穿着内衣裤，侄子光着身子，嫂子央求想穿好衣服，但遭到拒绝。”

　　7月7日，C村村民发帖称，自家三层房屋于6月16日遭到强拆，60岁的母亲失踪，寻找20多天未果后，7日上午7点多，他们请来挖掘机，在废墟中找到了老人的遗体。

　　如今，强拆已是个被说烂了、公众也陷入审丑疲劳的话题，很多强拆事件“冒”出后，很多人已“累觉不‘谈”’；而媒体也在重复查证、追问、批判的路数中，强化着在某些强拆乱象上的言说无力感。

　　很多时候，比悲剧更让人悲痛的，就是“理都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全社会都知道那些不合法定程序的强拆违法，可违法强拆依旧在上演，很多人依旧愤怒或无语，而恶性强拆事件何时能绝迹，又是无解之问。

　　期望法规完善，摁下拆迁乱象的“一键清除”按钮，让其彻底消失，自然并不现实。但在法治语境下，在违法强拆发生后将其迅速导入法治化解决程序，对击穿底线的“非法治”行为保持零容忍底线，应是起码的法治践行动作。可在上述两起强拆事件中，恶劣的不只是强拆本身，更是有些底线也不见了。

　　60岁老人被埋废墟，无疑是对“强拆之恶”的泣血指控——将村民强行拖出屋外、将其房子夷为平地，以常见的黑恶底色为违法强拆之恶做了注解，而一条人命说没就没，则是强拆无人性的自我指证。在S市的这起强拆中，拆迁者对妇孺老人都能痛下毒手，就连女房主穿好衣服的诉求都吝于满足，这何止是对公民物权的铲除，更是对其尊严的“强拆”，而合法拆迁程序的全线失守，也与这种肆无忌惮形成了“逻辑闭环”。

　　每一起违法强拆，都是在给法治社会建设“挖坑”“埋雷”。上文提到的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强拆事件，看似只是个案，但在舆论对“带血”强拆极度敏感的当下，其负面影响必然溢出个案，公众难免会将其归并到拆迁乱象集束中被打包解读，拆迁者的肆无忌惮在舆论视野中也会跟法治气候扯上边。它对法治和权利的践踏，亦会成为法治在某些地方悬空的鉴证。

　　强拆者“挖坑”，据法调查、依法追责就是“填坑”。可这两起强拆事件中，有些不作为跟强拆遥相呼应：如事发地警方都不立案，哪怕强拆方已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案中还穿插着地方政府的身影……这更大地挫伤着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给定资料2：

　　2016年7月，记者来到位于H市Y县双桥镇鸟塘村的盛华花炮厂。厂房建在山坡上，周围没有民居。据了解，盛华花炮厂建于2009年，分别从鸟塘村、竹山村、王球村租地，租期为30年，合同显示至2039年到期。目前，该厂已经处于停业状态。

　　该厂法定代表人陈先生介绍，盛华花炮厂占地近500亩、投资3000余万元、拥有22条花炮生产线，手续齐全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在Y县46家花炮企业中，盛华花炮厂算是规模最大的。该厂地上建筑设施及器材的评估总值是1596.47万元。然而，若按政府给出的30%的赔偿标准，盛华花

　　炮厂只能拿到478.941万元的赔偿，而厂子还有贷款和借款共计上千万元的外债没有还完。

　　据悉，H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14年10月21日印发了《H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淘汰关闭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用3年时间淘汰关闭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为完成这个目标，H市政府成立了工作小组，将办公室设在H市安监局，并由安监局负责。一年后，Y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全县花炮生产企业，在2016年7月底前全部退出。2015年12月，Y县46家花炮生产企业被全部关停。

　　2016年2月4日，被关停的花炮企业中，有39家联合委托涂四益律师，向省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要求确定H市政府“一刀切”行为违法，并提出依法赔偿企业损失。2月15日，省政府法制办通知补正相关材料。经过材料补正.3月27日，省政府受理该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卫东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若是为转型关闭传统企业，应按照我国相关法律予以进行，“政府部门出台的通知、意见或政策，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关停企业要看该企业是否违法。

　　如果企业经营是合法的，政府要提前关停，则须给企业一个合法并合情合理的理由。“人家有安全生产许可证，且还在有效期内，你就去关停，那就是违法关停。”对于补偿或是赔偿问题，杨卫东认为应补偿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

给定资料3：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

　　行政执法的权威由其工作人员一贯的作风、业务能力等累积形成，从而使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对其产生信任。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用钓鱼手段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割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互信，会使社会上的弱者得不到同情和帮助。从钓鱼执法的方式来看，该种执法方式对行政违法嫌疑人采用诱惑性调查手段超过了被普遍认可的道德界限，是一种欺骗的执法行为，损害了政府诚实守信的形象，其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收益。因为，连最讲究诚信的政府也采取欺诈的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公正的执法活动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侵害公民的权利，必定会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行政法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行政机关可以采取钓鱼执法的规定，即该种执法方式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换句话说，钓鱼执法是貌似执法行为，而实质上是无法律授权的行为。在刑事犯罪侦查中可以有限制地使用诱惑取证的方式，但在行政案件中，由于执法对象不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所以不能擅自把针对涉嫌危害社会犯罪分子的侦查手段用在对付群众的一般行政违法案件中，这也严重违背了行政法合理性原则的精神和内涵。钓鱼执法针对的是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主观性因素很难确定，被设计或诱惑的人员可能并没有违法的主观意识或者只有违法的倾向性，如果没有行政执法人员事先设计的圈套，行政相对人就不会或可能不会违反行政法律，而正是因为行政执法人员的诱惑才进行违法行为，行政相对人因此而受到处罚明显是有失公平、不合理的。

　　近几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了一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主要内容就是，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是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目的在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不以牺牲案件的真实换取司法的正义。钓鱼执法立案、调查、处罚几乎是同时进行、一气呵成的，并往往是由同一批执法人员来实施，往往先有诱惑或陷阱，后才有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背了先有违法事实后有立案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而钓鱼执法是通过隐蔽手段突袭执法，违反了执法的公开、公正、透明原则，不仅侵害了公民的知情权，也有违行政执法的程序公正原则，不能反映被执法主体的真实意志和真实行为，从而导致行政处罚的非法和无效。

给定资料4：

　　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6月29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是一名孕妇，在受到派出所传唤近8个小时后流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民警在口头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在候问期间发生孕妇流产的损害后果。据此，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应当赔偿医疗费损失。

　　执法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秩序，是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除了公安，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同样存在执法不文明的现象。个别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导致整个执法群体不断受到质疑，遇到具体事件时甚至陷入“说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的“塔西佗陷阱”。

　　江苏省南京市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反映，现在公安机关对于文明执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从执法态度到执法程序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但之所以还会出现不文明执法行为，就是因为个别警务人员缺少“高压线意识”，在执法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正常方法解决困难，而是想尽快突破。尤其是遇到被管理人阻碍执法的时候，执法人员会在情急之下作出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执法行为，不仅导致正常的执法行为被质疑，而且执法正当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始终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法依规执法，对粗暴执法、暴力执法零容忍。”

　　为了解决城管行政执法随意性的问题，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推行了“标准化执法”，设置指挥、案审、执行、服务、队伍管理、效能监察等“六个中心”，确保执法在法治化轨道高效运行，同时将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执行权相分离，还为72种常见的违法行为“量身定制”了一套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城管的标准化执法换来了百姓的理解，赢得了群众的称赞。一位水果店老板说：“该咋办就咋办，城管要处罚我，就必须拿出证据，让我心服口服。”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表示：“城管要重拾百姓信任，关键就在于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

　　201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对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进行视、音频记录，且至少保存6个月，如果记录被作为行政、刑事案件证据使用，或者当事人有阻碍执法、妨害公务行为的，应当永久保存。《规定》一出，社会反响强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表示，执法全过程记录有利于防止警察权力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同样也是对警察的保护，“只有包括警察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对执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识，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麦克风的时代，执法活动时刻处于公众视野内，接受着“放大镜”的审视，这对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事实之中有着难解的缘由。如果单纯从法律技术角度处理，有时候不仅难以有效解决，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教育引导执法人员增强依法履职、尊重人权的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尤为重要。执法人员既要熟练掌握法律法规，又要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既要严格遵守法律，又要善于运用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如此才能实现案结事了，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5.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深圳交出的成绩单颇为“惊艳”。2015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公布了《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深圳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法治政府评估中名列第一。深圳法治实践成为全国法治城市的典范。

　　近年来，深圳明确提出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战略，并部署“三个阶段、23项专项行动”，以分阶段、抓项目的方式，推动深圳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深圳市委出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重点工作方案》和六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深圳实际对中央提出的法治建设要求加以明确、落实和执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是核心要素。回顾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发展历程，力度之大不啻为一场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深圳在全国最早建立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目前指标体系涵盖10个大项、46个子项、212个细项。为强化考评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市政府还将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分值由2014年的8分，提高到2015年的区政府和市政府A类部门9分、市政府B类部门10分。

给定资料5：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2015年年底，深圳已向社会公布34个市级机构的全部权责清单。早在2014年9月1日，深圳就率先在全国发布了《深圳市商事主体行政审批权责清单》及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办法。该权责清单为全国首创，囊括了所有与商事主体行政审批的相关事项，涉及25个行政审批部门共129项审批事项。权责清单明确界定各审批监管部门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令各部门和机构做到不越权、不缺位。

　　法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开。建设一流法治社会，并不仅仅是庙堂之论，而是与每个市民休戚相关。法治生态就在平凡生活里，就在老百姓身边。“立案登记制”，这个看似很抽象的词，却给老百姓打官司带来巨变。2015年2月2日，深圳新成立的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率先试行立案登记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前海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工作细则》。2015年5月1日，全市两级法院和全国同步正式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法院打开立案大门，赢得的是群众的热切回应。截至12月31日，全市登记立案9万余件，当场登记立案率97%，有力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法治的力量有多强？深圳每天都在制造着一个个人们感受法治力量的新鲜样本。一个法规，足以改变市民的命运。2015年，深圳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落地实施，深圳所有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不分户籍、不分年龄，都可自愿参保，增进了1200万参保人的切身福祉。同时，深圳率先为全民阅读立法、为居住证立法、为人才工作立法，“民生导向”彰显着法治进步，让冰冷的法律散发着法治的温度。

　　法治，是推动深圳前行的力量，常常还体现细微之处。深圳率先在全国上线“法治地图”，市民可以通过“法治地图”查询全市在册的601家律师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机构，1060个社区法律顾问点等基本信息，在线享受“一站式”法律服务。2015年年底，宝安区推出全国首家“24小时自助法院”，立案申请查询就像在自动取款机取钱一样方便。在深圳，“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助力基层法治建设，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法律管家。

　　法治的效力，源于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的实施。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深圳市环保部门对1055宗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移送行政拘留案件13宗，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49宗，居全省之首；2015年10月12日，深圳在全国首创的“拉链式”交替通行细则正式出炉，目前已实施路口车辆交替通行率由发布前的35%提高至93%，交替通行既能提高通行效率、规范车辆合流时的行车秩序，又能培养文明有序；查处违法建筑是基层执法部门普遍遇到的大难题，罗湖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对经多次催促仍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违法当事人，将其基本信息及违法信息提供给征信机构录入信用系统，该举措在全市各行政执法部门中尚属首次。

给定资料6：

　　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指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俗称“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几年后，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门的首长或不愿、不敢出庭应诉，或出庭应诉却不“应声”，一言不发，形同虚设，或指派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到庭应付一下了事。

　　时下行政部门延聘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比行政首长厉害，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就显得极为重要。

　　与民事诉讼一样，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众轻视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堪为民意、民声的极致，政府强化行政应诉，是一种对民意、民声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则由法院来定夺裁决。

　　人们常说：政府权力是“国之公器”。这是因为它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护卫着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乱作为、不作为而使得公民权益受到损夺，政府自己说了不算，得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得出结论。行政诉讼常态化，可令政府决策、办事都以法律为圭臬，设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将指日可待。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民众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自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监督，诸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民间监督等，“民告官”是最为有效、最为坚挺的民间监督，因为从应然角度而言，它无疑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以法律为强大后盾。

参考“给定资料”，围绕“法治政府”，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立意准确，思路清晰；

(2)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请勿规模摘录“给定资料”内容；

(4)总字数1000—1200字。

给定资料1：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个目标要求。在推进的方略上，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型升级：在农业的经营体系上，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在农业的生产体系上，要加快农业的科技创新推广，发挥物质、技术、装备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农业增长动力的转换；在农业的产业体系上，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发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在工作布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国家垦区，还有国家确定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在“十三五”末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给定资料2：

　　2015年起，随着L市“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南川区借助这股东风，以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了路子”。前段时间，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笋竹合作社，采取“大户+农户”的方式，“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并与南川某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鲜笋收购协议，让荒废的刺黑竹有了“用武之地”。

　　和楼岭一样，不少村之所以没能脱贫都是产业散乱造成的，农户单打独斗早就不符合现在发展的需求。因此，南川区探索建立各类生产合作社，批量生产，订单销售，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以合作经营主导“共富农业”。实践中，他们发现一个合作社还不够大，于是多个合作社又开始“合作”起来，组建了金佛山茶业集团、粮油集团，成立优质粮油、蔬菜、畜禽、笋竹、中药材、茶叶、花卉苗木、休闲农业8个区级产业协会，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发展。

　　“老板，要5桶菜油。”“老板，再下单5斤老盐菜.还是以前那个地址。”2016年7月11日，在南川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平台上，订单客服通知显示不断闪烁，仅当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元以上。

南川区还联合多部门跟踪服务、多方“护航”，形成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联动机制，使农户可以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易，砍掉中间环节，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增强农户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互联网+”不仅为猕獬桃、老盐菜等系列农产品的营销和农超对接搭起“鹊桥”.更是计农村电商槽根干乡土，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壮大，产业有了规模。可是光有产品还不够，好产品卖不出也是白搭。过去农业产业种、加、销等环节衔接不紧密，产业链不完整，好产品没有好价钱。十年前，南川区农业处在产业链和价格链的最低端，习惯就农业抓农业，这一年来，通过大力延伸农业产业链，该区形成了“一产接二连三”的互动型、融合型发展模式，走上一条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的转型路。此外，南川区持续推动农旅融合，坚持“一三互动，农旅融合”，加快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突出“十二金钗”大观园建设，着力打造L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第一品牌。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我们不仅需要商标品牌，更需要在全市甚至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南川农业名牌。”南川区农委主任T说，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南川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的，通过培育南川农产品品牌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南川由政府牵头，已开始重点打造“金佛山”“大观生态园”两个名牌。

　　南川区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确定了发展优质粮油、商品蔬菜、畜禽三个优势产业和笋竹、中药材、茶叶、烤烟、休闲农业五个特色产业的“三优五特”发展思路。“这‘三优五特’都是建立在南川特色农业资源和气候条件基础上的。”南川区委常委、副区长P说，选准适宜产业，突出重点，南川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踏上了快车道。

给定资料3：

　　2016年1月27日出炉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农业现代化”这一大主题。文件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放眼世界，不少农业大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农业产量大，从业人口少，这“一大一小”体现的是美国作为现代农业强国的典型特征——生产效率高。美国农业早已告别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美国着力建设“精准”农业，通过现代化农机设备的使用，对土地、种子、农药和化肥等生产资料进行精准定位，不仅节省体力和时间，也避免浪费生产资料，使土壤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为保障农产品销路顺畅，美国还出台了一套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供应链，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农业合作社掌握了当地多年产销数据，统一与食品加工厂、超市、餐馆甚至国外进口商洽谈供货协议。此外，农业合作社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在本地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可帮助农民将产品销往海外。农业合作社还为会员提供融资服务。

　　此外，美国国会每5年左右制定一次农业法案，详细阐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政府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形式，直接补贴是根据农民种植农作物种类与面积直接给予少量现金补贴，间接补贴则是提供农业保险补贴和低息农业贷款。

　　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强调将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目前，生态农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种植面积在世界名列前茅。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制定重要的国家环境体系法律；州政府担负环境保护和管理的责任：

　　地方政府（市政府）提供包括废物处理在内的公共事业服务。由于职责清晰，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效果良好。以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为例，该盆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纤维作物产地。

过去由于过度开采，盐度增加，加上来自化肥、城市和动物等的废水废料污染，水流量降低和水质下降影响了下游城市的生活状况、农业和生态环境，并带来农业、环境和城市之间、上游和下游之间可用水流量的激烈竞争。为此，澳大利亚成立了墨累达令盆地管理局，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使用者水资源产权，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水资源交易系统，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印度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发起“白色革命”，迅速提高牛奶产量和消费量，奠定了印度作为世界最大产奶国的地位，牛奶年产量达1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7%以上。

　　印度的奶牛养殖很分散，大型养殖场很少，主要是农户个人饲养。“白色革命”充分凝聚了印度公私营部门的力量，在运营机制上进行创新。通过完整的牛奶产销三级合作社（村、区、邦）网络，将牛奶的生产、收购加工和销售进行专业化管理。

　　这种三级合作社网络，以奶农为中心。他们作为合作社的股东，除了牛奶销售的收入，还可以分红，大大提高了奶农的积极性。此外，合作社还配有专业经理人，在牛奶品牌策划和营销方面给予支持。这一模式保证了各级合作社之间建立分工协作、统一协调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内部竞争，形成了竞争合力和优势。

给定资料4：

　　“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这是在农村时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如今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观。日前，S省F县20名职业农民收到了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将接受为期三年的全日制高职教育。对此，有不少人质疑，农民有必要跑到“象牙塔”学种地吗？在A村的一位“瓜大姐”，她早年务工攒下了30万元积蓄，后来在土地流转惠民政策的感召下，满腔热忱回乡创业，流转来50亩地种植西瓜，结果对现代大棚管理技术掌握不精，西瓜频遭病害，第二年就赔了20万元。“瓜大姐”如是感慨：“出身农民，未必真会种地；现代农民，天天得学种地。”这正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长期以来水平较低、产业效益不高的一个缩影。而这个问题，不仅导致了很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逃离”农业，而且关系到“饭碗能否端在国人手里”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难题，亟待求解。

　　随着劳动分工细化、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职业农民队伍的打造，正在促使“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打个比方，培育职业农民就像训练“职业经理人”，关键在于能否运用专业水平让产业和项目发挥最大效益。那么，如何为职业化的劳动者提供“职业”的培养与发展环境？来自S省的探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与过去“零敲碎打”式的农技培训下乡等做法相比，以打造新型现代化农业经营主体、重构农村劳动力结构为指向的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农民培训的一种“升级版”。专业化、系统化的培养环境，将有助于孵化出高素质的职业精英。

　　高等职业院校成功牵手职业农民，也是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有益尝试。长期以来，困扰职业教育工作的问题是：一方面，个别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难以学以致用；另一方面，相关从业者“嗷嗷待哺”，却找不到提升的门路。而此次“职业教育+职业农民”的模式，将教育资源配置与国家政策导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效衔接，既符合职业教育本身的指向，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打通了供需两端，溢出的是人才红利。

　　面向未来的农业发展，职业农民培育空间广阔，大有可为。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所要求的，当前我国亟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推进农民继续教育工程，创新农学结合模式，提升面向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现代农业经营是一门系统性工程，除了种植技术，宏观政策把握、市场营销管理等知识缺一不可。职业农民上大学，除了“微生物应用、植物组织培养”等现代专业技术的教习外，不可“偏科”，教与学都应有更广阔的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说，农业出路在现代化。然而，当前我们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究其原因，在于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是技术、资本和服务密集型农业，要求从业者必须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可我们的农业，偏偏缺少这个。现如今，在不少地方，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老人为主。因此，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给定资料5：

　　地处华中腹地的W市，是全国首批“智慧城市”之一，也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W市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生态、安全、良性、互补具有W市特色的现代都市农业转型发展之路，让改革红利借助“互联网+”惠及更多农民、市民。2015年7月，W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农业”发展的意见》，互联网正逐步成为全市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在政策的引导和助推下，全市“互联网+农业”的综合管理应用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在农产品价格整体疲软的情况下，农业依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农业物联网不仅仅是实现生产的智能化，同时还将极大挖掘农产品附加值。”目前W市J区组织研发了区级综合管理应用平台，生产者不仅可以通过该平台免费下载相关软件系统，管理生产所有环节，同时也可以通过下载的软件系统在线申请农产品销售身份证——“二维码”，产品生成二维码的同时主动集合产品生产的相关信息生成“产品电子档案”，与产品“绑定”，“消费者通过手机扫描将最大限度地获取产品相关生产信息，更安全、更放心”。

　　J区委副书记认为，制约农业发展关键瓶颈问题之一在于产地与市场的对接不畅，传统的流通模式中，农民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在农产品“价格分成”中处于底层，承担最大风险，获取最小利益。电商具有信息开放性、及时性、全面性、准确性等特性，可以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直连”，极大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W市农委信息市场处处长透露，W市的农产品电商规模已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在淘宝、京东等平台销售进入前十的食品类企业中，W市占有三席。

说起农村信息化，自然让人联想到网络问题、流通问题和农民不会用电脑及智能手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在W市各新城区，一个乡村服务站，基本上就可全部解决，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说，互联网在农民心里已不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件摸得着、看得到的好事。

　　11月24日，J区某街道12316信息服务站里.20出头的乡信息员小思正在满面笑容接待来访村民，手把手示范手机上网等信息工具。她说，不管是来电还是来访，我们都要热情接待。为解决农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W市积极开展农业互联网人才培训和创新孵化，吸引一批像小思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业。

　　“2016年，新城区90%的行政村将建有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点，功能进一步提升。”W市农业信息化中心主任表示，将涉及信息服务的村邮站、供销网点、网格化管理等设施与资源进行整合归类，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服务效率，争取尽快突破农村信息不对称和物流瓶颈，解决农村买难、卖难问题，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目前W市市民最关心的涉农话题之一。在农业部和省农业厅的指导下.W市近年来主动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初步建立了蔬菜生产、生猪屠宰等环节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以物联网技术实现标准化种植养殖，再结合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制度，“互联网+农业”移动执法平台和“互联网+农村环境”监管等系统，将为农业发展进一步保驾护航。

　　在社会服务上，土地流转系统实时更新最新土地资源信息，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更加便利。智慧休闲农业系统还整合了全市乡村旅游资源，景点信息一应俱全，门票、就餐、住宿等可以实现手机预订管理。在这些数据管理平台背后，是W市正在搭建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推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农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

　　农业具有巨大的互联网改造空间，要优先发展农民看得见、用得上、接地气、能赚钱的农业信息技术，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该省农业厅副厅长表示，W市作为全国都市农业发展的先进地区，推动“互联网+农业”的工作成效显著，要勇立潮头、争当一流，力争做成全省乃至全国的标杆。

给定资料6：

　　作为电商的最后一块肥肉，农产品电商的热度近两年一直有增无减。不过，在“2016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高层研讨会”上，某工商大学B教授表示，我国农产品电商已经进入转型的关键期。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农产品电商不断增长，相关电商平台已超过4000家。但是目前趋同投资、重复建设非常普遍，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导致竞争无序，亏损经营，建站与关站并存。2015年12月倒闭的水果营行，特土网、采购兄弟等都是昙花一现。同时，大多数农产品商品价值较低，运输成本较高，甚至超过商品成本的100%或更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产品电商不仅没有降低其流通成本，甚至会增加其流通成本，这是导致其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产品的品种类别较多，相应的标准不统一，导致货真价实的农产品难有市场。同时，许多农产品的安全性不高，农药残留、激素残留等不安全因素还大量存在；“三品一标”产品数量及其比例较低。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多头”推动和市场“扭曲”混战，使得农产品电商市场复杂化，以价格为竞争手段、以疲劳促销为主要方式的“双11”使得营商环境变得恶劣，优质农产品不能够优价，农民卖农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出好价钱，刷单导致的诚信体系的缺失，甚至比农产品电商物流配送的滞后更阻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此外，农产品电商还存在人才的断层问题。农产品电商对人力资源的专业要求和经验要求较高，行业紧缺具有快速适应行业背景、视野与敏感度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随着当前国内农村电商经济的崛起以及电商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过实操培训、高质量的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

　　B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已进入到品牌阶段，低价、低质、假冒伪劣产品的竞争已经影响到我国农业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农产品优质不能够优价，“劣币驱逐良币”的农业电商便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与农产品电商相关的农资电商刚刚起步，发展相对滞后，交易量较小，在淘宝网上交易的农资合格率较低。

　　毋庸置疑，加快农产品电商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专家表示，首先要加强部门协调，探索多部门协调统一的发展，探索建立农产品电商的联席会议制度，“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到农业电子商务的各领域各环节，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B教授认为，应该引导农产品电商认真研究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模式，讲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避免脱离实际“传统电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电商发展道路。探索农产品电商的有效性、可持续性、整体性、差异性、适应性的模式规律。

　　在目前的背景下，专家认为，各类电商企业、各类实体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应大力发展020模式创新，推进电商与传统实体产业的020融合发展，避免“两张皮”或相互冲突，探讨盈利模式。同时，农产品电商物流体系应协同创新发展，创新自建物流、第三方物流以及“自建+第三方”等形式。

　　B教授还提出，加强农产品交易标准、质量追溯及经营主体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认证、质检等方面的法规、标准体系。营造良好的农产品电商市场营商环境，杜绝低价竞争、疲劳促销、假冒伪劣产品、刷单等现象。建立电商平台信息通报制度，加强跨地域联动，加强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监管，把网络打假常态化。

给定资料7：

　　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明确要求：“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牢固的。

　　请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农业现代化”，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结构合理，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给定资料：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状态，也是一种文化状态，这是很多村庄贫困的重要原因。内因是决定因素，文化扶贫的首要任务是激励起脱贫的强大内在动力，使贫困地区“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201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率队，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赴云南、贵州开展了“在扶贫攻坚中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服务”专题调研。通过调研，委员们发现，虽然各地文化扶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电视村村通等工程基本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也初步形成，但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在精准服务和精神建设方面仍有欠缺。

　　体察民情，因地施策，是精准服务的前提。由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因素，各个地区在文化需求方面千差万别。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文化扶贫不能搞“一刀切”，只能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全国政协常委韦建桦表示，要以群众的迫切要求为出发点，以经济文化的繁荣为落脚点。

　　“实现‘精准服务’，说到底就是要求各地的具体措施在基层真正产生雪中送炭的效应，就是要让贫困群众由衷产生文化获得感和精神充实感，进而转化为自强不息、建设家乡的决心和力量。”韦建桦提出，立足乡土，造就人才，是精准服务的关键，解决人才问题既要注重“输血”，更要强化“造血”，充分挖掘和盘活乡土人才资源。

　　文化脱贫要切合实际，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适需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全国政协委员刘敬民建言，要纠正一些地区文化扶贫工作中理想化、行政化倾向，改变自上而下“派送”文化的做法，对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要分类指导，深入基层、问需于民。要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路径细化明确到村、户。建立健全群众文化需求跟踪反馈机制。建立完善到村到户的“菜单式”“呼叫式”服务模式，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活化、本土化。

　　政府是文化精准扶贫的主体，理应唱主角，打好“组合拳”。全国政协委员王全书表示，应做到四个“纳入”：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地方扶贫攻坚方案的重要内容，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干部业绩考核体系。各级政府都应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管理、提供、传播、保障中履行主体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把政府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建议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各种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文化扶贫建设应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和鼓励公民、法人和社会各界通过捐建、捐赠、自办等方式.投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参与运营和管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PPP模式)，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政府对贫困地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简单“一买了之”，可借鉴各地涌现的文化消费券、图书快递、个人定制等方式，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式、新样态。

　　委员们认为，文化扶贫不能立竿见影，虽然不能在短期看到明显成效，但却是一件可以在奠定基础后大有作为的工作，在新常态的时期必能起到助力扶贫的作用。

　　请根据“给定资料”的内容，将参与调研人员针对文化扶贫工作提出的相关意见整理汇总。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350字。

给定资料：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一大热词。报告中如是写道，“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说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制造。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是怎样的？”有着非常翔实的介绍。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好莱坞巨星娜塔莉·波特曼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她和丈夫去东京一家著名寿司店吃寿司，发现寿司好吃到让她这个素食主义者都欲罢不能，但发现店里只有6个座位。她一开始很好奇为什么不扩张，后来朋友向她解释：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他们认为，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不难提炼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它指的是一种精工制作的意识，对产品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精益求精。套用财经学者吴晓波的话来讲，工匠精神就是：做电饭煲的，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做吹风机的，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而工匠精神的反面，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当然，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工匠精神也不例外，只不过，相较于粗制滥造赚快钱，坚守工匠精神更苦更难、也是唯一正确的路。你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

　　工匠精神不单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理念，它也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方向。从低端制造的泥淖中走出，淘汰落后重复产能，加强技术创新，其最终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只是，转型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完成的。道理大家都懂，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付诸实践。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持有工匠精神之人。有人说，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是世界各国王富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为何今日的中国制造却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显然，工匠精神的有无，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你技术精湛、追求完美，每一件产品都耗费大量功夫打磨，可惜，你所在的企业、你的领导只用“合格与否”而不是“完美与否”来评判产品质量。因此，你的绩效是厂里最差的、你不被领导待见、你拿着最低的薪水，厂里的效益一差，你还可能第一个被下岗。此时，你还会恪守工匠精神吗？

　　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企业家，你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技术，要求员工每一件产品都要精益求精。可是，研发新技术要耗费大量资金，但你贷不到款；如果幸运一些，你研发的新技术成功了，新产品刚上架，市场上立即推出大量的仿冒产品；或者你的产品即便比其他同类品牌质量更好，但囿于中国制造业集体的低端形象，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再者，你一年下来辛苦奔波、费尽心力，但收益却还不如别人卖一套房子的收益更多……这时，你还能守住初心吗？

　　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其实，放大了看，工匠精神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一个国家工匠精神的匮乏背后，其实是工业文明的匮乏：品牌、百年老店、匠人、企业文化以及一整套相关的体制机制，乃至社会心理、共识和氛围。应该看到，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

　　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因此，培育“工匠精神”，我们需要“大国工匠”等榜样的激励，但更离不开政府的高效作为。

　　根据“给定资料”，给“工匠精神”下个定义。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100字。